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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为什么把建业定为国都？

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士族胁迫.孙权建立江东政权之后，政权内部的主要力量就来自江东士族，这些孙权政权内部的官员和支持者们，不愿意在远离江浙的武昌（鄂州）生活，必然会影响孙权的决策，胁迫或者要求孙权搬到建业（南京），建业离江浙一带显然更近。

二、地理位置相比建业优于武昌

众所周知，孙权对抗北方曹魏政权最大的武器就是水军，最好的防御就是长江，长江是曹魏难以逾越的天险，却是孙权用以保卫国土的重要武器，孙权宁愿背叛盟友，也要偷袭荆州，全据长江，就能看出长江对孙权的重要性。

三、建业是东吴的经济重心。

正是因为东吴的经济重心在江浙一带，所以建业的战略位置比起武昌来说，要重要得多，定都建业可以更方便地经营经济中心，同时再加上地理位置建业占优势和东吴政权内部官吏大多数都是江浙人，所以孙权才会定都建业。

   孙权在武昌称帝，终回建业建都，因为：一，扬州富庶，财兼天下。二，荆州已得，不必再顾虑力量较弱的西蜀。三，靠近濡须口，专心防守力量更强大的曹魏。

   东吴虽尽得江东千里之地，但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定都建业，更多的还是出于军事形势方面的考虑。

定都南京实在是无奈之举。

中国人普遍都有很强的忧患意识，所谓居安思危就是这个意思。在刘邦统一天下后想定都洛阳时，张良以“地方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不如关中，沃野千里，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制诸侯”的理由成功说服刘邦放弃初衷。四海为家之际尚且如此，更何况于乱世求存的政权呢？孙权虽然尽有江东千里之地，但却没有曹魏的纵深和蜀汉的险峻。所以在定都这件事上，他不得不慎而重之。

考虑到荆州已经在手，刘备难再东出的实际情况，孙权便将重心放在如何有效的抗击北方的曹魏上。而就曹操和曹丕父子七次南下，其中六次都是从淮南出兵的情况看来，濡须口一带成了需要重点防护的地方。建都南京恰足以和这一带互为声援，况且还有京口天险与广陵重镇遥相对峙，与南京互为掎角，从而建构起稳固的三角防线，一有危难，朝发夕至。迁都南京，不仅可以身临前线制衡曹魏，而且还进可攻而退可守。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南京相较于荆州，终究还是自古形胜，龙盘虎踞的南京城稍胜一筹的。

综上所述，孙权定都南京，更多的还是出于军事形势方面的考虑。这即是乱世求存的无奈，也是国人居安思危的共识使然~

三国时期的建业是现在的哪里？

建业是南京在三国时期东吴的都城，当时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中心。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孙权将治所从京口迁往秣陵（今南京）。东汉建安十七年（212年），在金陵邑故址石头山筑城，名为石头城，作为驻军和屯粮之所，并改秣陵为建业

“宁饮建业水,不饮武昌鱼”中的建业指什么地方？

　　建业指南京。　　该句出自《吴孙皓初童谣》：　　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　　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　　在三国吴国历史上曾多次迁都。公元211年，孙权从吴迁都秣陵，并改名建业（即今南京）。后又迁都鄂，改名武昌。229年，又还都建业。　　到孙皓时代，公元265年，在西陵督阐的建议下，迁都武昌。而建业宫殿已破旧。孙皓是个贪欲无度的暴君，但求享尽人间欢乐，于是从建业搬到武昌，并下令扬州地区的百姓远道从长江送去供享乐的一切耗资。沿江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政事多谬”，加上“公私穷匮”，虽然孙皓还在醉生梦生之中，可政事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了。左丞相陆凯是孙权留下的旧臣，对孙权的治国之道有切身感受，对孙皓的腐配专横有冷静观察，凭借旧臣身份，直言上疏。《吴孙皓初童谣》就是陆凯在武昌劝孙皓时引用的一首童谣。　　《吴孙皓初童谣》仅短短四句，却从中透露出了百姓的苦难、怨恨和不平。尽管武昌有美鱼可烹食，有房屋可停居，但百姓宁愿到建业去，即使在那里只能饮水充饥，以至如履死地，也心甘情愿，在所不辞。　　因为武昌为孙皓所居，百姓苦于暴政久矣，已不能共存于一处。当然，这里还有一层深意，那就是建业曾是孙权的古都，百姓向往建业，实是怀念创业皇帝孙权。对比孙皓的暴虐贪残，百姓痛恨万分。童谣正是通过向往建业、远避武昌这种直率的语言责孙皓。以宁死而不愿留居武昌的激愤之声，揭露了当时“苛政猛虎”的血淋淋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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